建立及时、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就必须高度重视稀缺资源的分配效率、健全农村金融市场的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创造合理的政策环境。

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资本收入增长，而资本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是国家资本。近年来有种倾向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

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国家资本只能造成国家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增长。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要使老百姓富起来，国家走向民主、文明、和谐，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其实，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的内容是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市场化和透明化。

这些福利损失毫无疑问都将由参保人承担。换言之，长期持有可以规避股市周期风险特征。此次涉及的基金范畴是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主体的社会保险基金，其规模逐年扩大。随着覆盖面的逐渐扩大、新的养老保险种类的不断增加、财政补贴的逐年提高，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迅速膨胀，尤其近几年来，每年累计余额达几千亿元，据估计2011年底将超过2.7万亿。

综上所述，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不仅仅是炒股票和提高收益率的问题，还是社保制度深化改革的需要，是整个社保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涉及到对资本市场和权益类产品投资的基本判断，也涉及如何看待长期内养老金与股市的互动关系，如何看待股票的长期收益率等两个问题。

我国社保制度刚刚建立十几年，覆盖面还没有实现应保尽保，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窗口期。1994年前后，美国社会保障顾问委员会曾进行过一项研究，发现以30年或25年为一个投资周期，不管这个周期横跨哪个历史时段，甚至包括1929年大萧条在内，股市年均收益率都不低于7%。当前讨论的养老金投资，就是指近10年来沉淀下来的、高达1.9万亿元的基本养老保险余额和2.7万亿元的五险基金余额。根据十几年前的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只能是存银行和买国债。

在讨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之前，应先关注两个事实，这是探讨改革紧迫性的前提。误区之一是养老金进入股市后会影响养老金发放，甚至担心股市吃掉养老金。全球一半以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余额都进入了资本市场（只有美国等四、五个国家除外）。第二，从股票长期收益率来看，长期收益率要高于7%。

如果加上医保基金（假定报销比例等政策因素和参数没有太大变化）等其他四个险种的基金累计余额，五险基金将超过15-16万亿。另一个误区是认为养老金入市就是炒股票。

在这样一个制度结构和融资方式下，当期养老金发放在前，对收支余额进行投资在后，并不妨碍养老金当期发放。另类投资是近年来各国养老基金投资的一个新兴领域，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等，还包括基础设施、绿色投资、环保投资、低碳经济领域的投资等。

出于安全性的担心，有人认为这是保命钱，不应轻易投资股市。几十年不用支付的特点决定了资本市场是养老基金的重要投资市场之一。由于种种原因，目前90%以上的资产状态是银行存款，持有国债不到10%，这远不适应新兴市场国家转型中社保制度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社保覆盖面日益扩大并由此带来基金规模迅速膨胀的投资需要在建筑业以及农民工最容易进入的那些行业，劳动保障及收入问题也多次成为公众议题并引发了国务院的直接干预(所谓农民工工资的白条问题)。劳动要素的价格被严重低估，这一现象，我认为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密切相关。这时，科斯定理表明，政府将权利指派给哪一方，对资源定价是至关重要的。

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劳动保障及收入问题，多次成为两会代表的议案主题，却至今不能有所缓解。遗憾的是，如前述，由于执政党的身份幻觉，劳动者集体行动(罢工)的权利受到了压制，从而，借助政治势力盘剥(污染)劳动的权利事实上被指派给资本方了。

因为，那里已经形成了合法机制，使劳动能够集体抗衡资本，从而劳资双方能够及时地化解冲突。从而，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及其后代难以转型成为更具创造力的知识劳动者。

换句话说，当制度费用可以忽略不计时，资源配置(包括对资源的污染)总可以达到最优。基于这一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会指出：那么，在市场的均衡状态中，劳动要素的报酬很可能被低估。

这一制度缺失，就意味着劳资双方的谈判费用太高，以致不存在这样的谈判过程。通常，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社会里，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随着经济增长，可逐渐从30%增加至70%。我写这篇短文，旨在唤醒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良知和他们的本土学术自觉。或许，在高科技行业，由于劳动要素的主体是人力资本，故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可维持或超过50%的水平。

理解科斯定理的关键，也是这一定理广泛被误解的关键，在于真实世界的谈判费用不可忽略。劳资抗衡机制，例如劳资双方关于工资的定期谈判和谈判破裂时的罢工活动，是一种制度。

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劳动工资 。几年前，我写文章详细讨论过这一问题。

试想一位农民工站在建筑工地最高点打算纵身跃下，以自杀这样一种极端方式，只是要向资本方和监督劳资双方事前达成的契约或隐契约条款的第三方(法院、政府、黑帮或公众舆论)发出一个可信的简单信号：你应立即发放欠我的工资，否则我就难以生存了。此外，还有诸如打工子弟学校和开胸验肺这样的旨在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议题，在健康的市场社会里原本不会发展为公共事件。

当然，由于缺乏合法性，劳动抗衡资本的行动，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其他地方(或许去年重庆的罢工行动是唯一的例外)，都以失败告终。不过，由于制度这一概念包含着至今无法澄清的许多问题，还由于制度费用和与它等价的交易费用，在科斯定理所设的污染权讨论中难以与谈判费用相区分，由于这些困难，科斯定理被广泛误解了。这一定理宣称：当谈判费用可以忽略时，不论法律将污染权指派给污染者还是被污染者，最终，基于污染者和被污染者的谈判过程，污染排放的程度总归是会符合效率原则的。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停滞在大约30%的水平。

现在，在中国面临着的若干深层问题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劳动要素的价格被普遍压低，另一方面，教育和医疗的费用迅速增加。我曾以身份幻觉为标题撰文讨论过执政党背负的革命包袱，我建议执政党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代言身份转让给劳动者自己选择的政治家或政客，允许劳动者自行组织工会和农会，并公正地维持劳动-资本抗衡机制。

初步调查显示，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将因此而下降10%或更多。此前，北京出租车司机曾自发组织过至少三次罢工，以抗衡出租车公司的盘剥。

最近，油价向上调整至事前公布的阈值之后，政府发放的油补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定价方式是当乘车距离超过三公里时追加一元油补。最后，上述观点或可用来解释目前普遍存在的地产业(基于土地与资本的互补关系)利润偏高和制造业产能过剩(因为偏高的利润率可诱致过多的投资)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